1927年盛夏，武汉天气酷热异常，空中阴云堆积，不断滚过一声声沉雷。街上行人稀少，偶然走过一两个，也都面带仓皇，行色匆匆。到处游荡着纺绸裤褂、戴墨镜的便衣，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警不断跑过街头。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门窗紧闭，室里闷得像蒸笼。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举行了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中央紧急会议。

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7月15日，汪精卫终于撕下了假面具，正式同中国共产党决裂。汪精卫叫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的疯狂口号。在蒋介石、汪精卫联手反共的叫嚣声中，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100多人惨遭屠杀。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陈独秀也成了标价1500元的通缉首犯，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成了标价1000元的通缉犯。

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那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屠夫。参加过八七会议的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写到：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面对反动派赶尽杀绝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到。当反动派把郭亮的头颅挂在长沙城门口示众时，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鲁迅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急关头。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新的方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后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以及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另外两个俄国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由于环境险恶，参加会议的人，分3天由交通员分批带进会所，到后即睡在那里，吃的是干粮，不能外出，会后又分批撤走，一进一出花了6天功夫。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1天就结束了。

不做主人的错误思想

八七会议着重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说：陈独秀犯了不要农民，只要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陈独秀为了拉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让步，使我党失去了独立性，以致现在国民党赶跑我们，杀戮我们。蔡和森指出，陈独秀是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和国民党一样。瞿秋白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争得民权，而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用生动的事例，批评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比喻为一个新房子，指出我们党的领导像大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他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这些批评都击中要害，是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的一次猛烈开火。会议宣告了陈独秀右倾主义错误的结束。正如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所指出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

土地革命是中心问题

八七会议集中研究并决定开展土地革命。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愈坚决愈激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瞿秋白在代表常委会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的中央在发动农民运动上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做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是正确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实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同时，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已经很难在城市活动，必须转移到农村。如果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没有立脚之地。

枪杆子里面能出政权

八七会议还研究了武装斗争问题，并做出了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尖锐地指出：“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到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并且强调“只有广大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斗争，才能夺去篡夺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装，而扑灭反革命。”

毛泽东在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作军事运动，不作民众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专作民众运动，不作军事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组织工农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还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政治局有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八七会议和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也留有历史的痕迹。由于受到反动派疯狂屠杀激起的群众愤怒情绪的影响，再加上共产国际“左”倾的影响，致使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然而这些瑕疵遮掩不住历史的光辉。

八七会议后，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会议精神，大大鼓舞了全党的斗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