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全国红军和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在转移途中，人们渐渐醒悟到，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湘江战役之所以遭致惨痛损失，红军之所以面临绝境，是因为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是因为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该把李德轰下台了

李德，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名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受王明指派的。而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秦邦宪（博古）又十分纵容和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由于他不熟悉中国的情况，再加上错误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导致了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使红军几乎走上了绝路。

在我们党内最早识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早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提出批评的是毛泽东。长征一开始，在突围方向的选择上，在进军路线上，在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总是以大局为重，“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特别是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提出的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获得了中央多数同志的支持。

长征开始以后，毛泽东因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被震破，后又患急性化脓性腹膜炎，也坐担架，经常与毛泽东同行。王稼祥到中央苏区后，一直是支持和尊重毛泽东的。长征途中，他们经常交流。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同他的想法，并结合实际情况，谈了自己对党和红军的主张。他们还共同商讨应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与毛泽东取得一致看法后，王稼祥找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同志，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王稼祥提出，应该撤掉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关于转变战略方针的主张。他在1943年1月回忆时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泽东、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逐渐疏远。”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势如破竹逼近遵义。此时，王稼祥首先与毛泽东商量：“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好，应该开个会。”

▲爬雪山过草地

批判左倾军事路线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也是贵州通向四川的要埠，分新旧两城，中间有一条河相隔。城内汉苗黎各族云集，市面很繁荣，是中央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红军打下遵义后，周恩来、朱德和红军总部住在旧城一条南北大街上的柏公馆。柏公馆为灰砖砌成的两层楼房，当时是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公馆的主人是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柏公馆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他在会议上首先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副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分析，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接着发言。他尖锐的批评了博古的严重错误，指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张闻天认为，博古应对作战指挥上所犯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紧接着发言，他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指出“左”倾领导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路是山路、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判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

王稼祥紧随毛泽东发言，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提议并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和指挥红军。毛泽东的发言及王稼祥的提议，还得到朱德、周恩来及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扩大会上不同声音

▲飞夺泸定桥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博古作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会上是处于被审查批判的位置。他虽然表示接受对个别战略战术错误的批评，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

李德由于是列席会议，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他经常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的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对大家的批评，他根本不接受，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出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错了，搞坏了，把责任完全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

凯丰在会议上，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坚决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狂妄地指责毛泽东不懂军事，只是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打仗。会后，凯丰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这样就交出去。”博古没有附和凯丰，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又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当服从和执行。”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除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外，另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问题。陈云在回忆中写道：“扩大会最后作出下列的决定：（一）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我党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正如毛泽东所讲：“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遵义会议是我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说：“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的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毛泽东指出：“只有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