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又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三章。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等。毛泽东的这些话成为不久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

▲“进京赶考”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新盖的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重要工作人员12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于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结合其他同志的发言，于3月13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首先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本方针。

会议明确指出，根据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上被消灭的情况，认为会后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所谓“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即用和平的方式，迫使敌军迅速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即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其暂时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会议特别指出：“用“天津方式”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是，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这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说的那样：“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毛泽东又指出：“绥远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会议要求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同时又要求，在进行军事斗争的时候，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的紧密结合起来。

▲渡江战役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会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会议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现在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农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但是不等于可以去掉农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等紧密地结合起来。会议认为，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会议明确指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和关键问题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重点是公营企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企业的生产，还有手工业生产。

会议特别提醒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政权才能巩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会议确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一系列的基本政策，包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外交方面。

在外交方面，会议认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毛泽东后来把它称为“另起炉灶”。他强调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后来，毛泽东把它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会议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会议认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的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会议还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最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即不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心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勾画了革命胜利后建设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会议所确定的各项政策，是一种执政前的全面准备，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