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除了“八状元”之外，还有“昆山三贤”之说，“昆山三贤”指的是归有光、顾炎武、朱柏庐三位有德行有才能的贤人。

“昆山三贤”中最早脱颖而出的是归有光。归有光出生在明朝一个没落的大族里，他从小就十分懂事，深知只有努力才有收获的道理，发奋读书，立志入仕。可当时科举黑暗，归有光虽刻苦勤奋，却屡屡落第，直至35岁才得中举人，60岁那年方考中进士。

虽年已花甲，但满腹诗文经义的归有光，依然满怀儒家济世忧民情怀，一心想着为国效力，在他为官期间，一直秉持清廉之风，努力为百姓做事。

归有光不仅仅是一名官员，还是一名散文家，他勇于破旧立新，平民化风格的散文更是独树一帜，其散文记叙家人之谊、朋友之情，朴素简洁，感情真挚，神态生动，风韵悠远，被清代大文学家黄宗羲推为“明文第一”，《项脊轩志》就是他的经典名篇之一。 

▲《项脊轩志》

此外，归有光还是一位兴修水利的行家，由他撰写的《三吴水利录》，后来成为海瑞治水的重要参考方案。不仅如此，在明嘉靖倭寇侵犯昆山的时期，归有光还以笔代枪，写出了《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等文，鼓舞了昆山百姓保家抗倭的斗志，彰显了其心怀家国、担当天下的士子情怀。

“昆山三贤”中的顾炎武，别号亭林，人称亭林先生，为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出生在名门望族的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作为文人圈子里的一员，顾炎武视归有光为偶像，并且二人的学术理念也颇为相似。

 ▲顾炎武

和归有光一样，成就顾炎武学业的根本原因也是“弃旧图新”。顾炎武坚决反对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实地考察，形成了一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调研新风。他用后半生的时间走南闯北，不但领略名山大川，还深入偏僻乡村，将所见所闻编撰成著，供后人参考。

在顾炎武的著作中，以《日知录》最负盛名，他将每日的所学所得记录在册，积微成著，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惊世呼唤，号召天下义士都应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关心国家命运，体现了一个有识之士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与担当。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儿女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

▲《日知录》

顾炎武是一位心系天下、忠贞爱国的旷世大儒，除了客观纪实外，他在理论研究上也颇有成果。他遍览历代史典、郡县志书、名人文集，以及官方章奏，辑录了大量关于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方面的资料，编成了鸿篇大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成为后人了解各地自然和人文资源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贤”中的朱柏庐，大名朱用纯，也生活在民不聊生的明末清初，他比顾炎武小14岁，同样对清兵南下恨之入骨。其父朱集璜因守护昆山城而遇难，朱柏庐得知后，昼夜恸哭，痛不欲生，随即弃去功名，誓不为清廷效力。

 ▲朱柏庐

作为家中的顶梁柱，朱柏庐上侍奉母亲，下抚育弟妹，生活十分艰辛。因敬仰晋人王裒在父亲墓前“搭草庐而居、攀柏树悲号”之义，而自号柏庐。在《清史稿》《清史列传》《孝义篇》中，朱柏庐都无一例外被列为“孝义第一”。

朱柏庐坚守寒窗，笔耕不辍，他认为只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不断耕耘，定能让人刮目相看，于是他选择了教育事业，设馆教书，最终成为了一个享誉后世的教育家。

可贵的是，在教学之余，他还专致学问，留下了诸多宝贵的著作，其中就有体现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道德理念的《治家格言》。《治家格言》只有短短500余字，却涵盖了爱国爱家、劝勤勉学、励志自强、谦和体恤、明理向善、本分守常、修身累德等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诸多方面。

《治家格言》将立德作为一切之本，把育人放在首位，主张做事先要做人，其秉持和折射出的中华传统道德理念和处事原则，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透发出厚重的人文力量。

▲《治家格言》

“昆山三贤”的学术思想，是昆山地方文化的精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新时代的昆山人，我们当继承和发扬“三贤”的家国情怀，积极参与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推进昆山现代化建设，让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理念碰撞出更绚丽的火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昆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