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回归江南、定居昆山三十周年。

　　每每想起我回归江南的五年之旅，我就会由衷地怀念许许多多文坛前辈对我的无尽关爱。

　　1993年元旦刚过，临近春节，我自齐齐哈尔乘坐40次特快列车到达北京。此时，组织上主导的我南返故土的事，一搁五年了，却始终没能实现。所幸的是，我暂时落户地的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局和相关部门，一直在为我提供南返的方便。连续两年半，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前往江南联系工作，工资照发，路费也给予报销。1993年元月南下途中经停北京，是应约而来：就我的一部被《当代》《中国作家》两大刊物看好的长篇小说《船过水有痕》，接受两刊负责人汪兆骞、章仲锷同志的约谈。与汪、章两位刊物负责人对话的次日，借住在丁玲1979年返京居住过的团结湖小区寓所里的我，来到一路之隔的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楼，找到了五年前和革命前辈关沫南一起，参与我安置事项的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程树榛同志，请求他再次出手帮助。他听后当即表态道，我的事情他是清楚的，当年上级有关部门负责人找他协商理顺我文学界关系的情景，历历在目。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时至五年后，我还搁浅在为南返故土奔波的三千公里漫漫路途上。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会同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苏州老乡》的著名作家杨守松沟通，相信杨守松能够帮助我实现南返故土这个夙愿。说完，程树榛同志又是打电话，又是写推荐信。临别时，他告诉我说，早在1979年8月17日省、市文艺界欢迎萧军复出的座谈会上，见证了我同萧军的友谊。

　　农历癸酉年春节后，2月初的一天，我来到了昆山。杨守松同志先后两次热情地接待了我。两个月后，趁着南下赴苏州、上海组稿的当口，热心肠的程树榛同志又专门拐了一个弯儿，来到昆山，就我的南返工作调动问题，再次向杨守松同志叮嘱又叮嘱，嘱他一定要当作一件特事办好。离开昆山前，程树榛还不忘强调了一句，说，许多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都十分关心贺金祥同志的回归江南。而杨守松同志确实也全力以赴，多方奔波协调。同年五月间，正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小住的我，接到了程树榛同志辗转打来的催我去昆山接受谈话的加急电话。次月，我就以三十多份从中央到地方报所发新闻稿，和47岁社科人才的“高危门槛”，加盟了昆山报复刊的筹建工作。这次从联系到最终落实，仅仅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一举解决了过去相当一级组织虽经多方努力，却长达五年不曾解决的问题。回到阔别整整三十载的桃红柳绿的江南水乡，对于历经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磨炼的我来说，其百味杂陈，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2000年3月28日，在中国作家协会10楼大会议室，为我的首部左翼文学研究专著《萧红与萧军》，举行了有50多位萧军萧红同时代作家、鲁迅研究专家等出席的研讨会。会上，程树榛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以一名知情人的身份，介绍了历史上我的特殊经历，以期引起文坛和学术界对我更多的重视。14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诗人牛汉，则以十一年前力排众议，主持发表我的万余字研萧长文的《新文学史料》主编的名义，向与会者介绍了我同萧军“无话不谈”的忘年友谊。

　　2022年10月30日下午，程树榛同志因长期患病救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逝世前他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撒入大海。

　　他逝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1993年4月那次南下苏州、上海的约稿之旅，本不在计划中。一是因为程树榛心中一直挂念着我，倘若昆山调动失败，也是江苏籍的他，准备推荐我到常州任职。再一个原因，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山药蛋派”领军人物马烽同志和其他几位同萧军交往密切的文坛前辈的委托。就在我回归江南后，次年马烽也“叶落归根”，回太原担任了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光是程树榛同志，包括那些健在的，特别是战争年代地下党出身的文坛前辈，还有十多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老战士，都给了我人世间弥足珍贵的关爱与友谊。1993年1月19日，农历壬申年腊月廿四日，南下经停北京时，文坛前辈和名流亲笔撰写的提请江、浙两省多地友好帮助我落户的“拜托”信，达十余封之多。就这样，我在1963年8月24日深夜离开苏州去南京求学三十年后，1993年7月11日，终于回归了梦牵魂萦的姑苏水乡。

　　人之渐入晚晴，每每回望三十多年前长达五年的南返之旅，遇见的这么多的热心肠共产党人，我的心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热乎乎的感受，注定我的后半生要与左翼文坛结缘，注定要用更多彰显正能量的成果回报社会，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