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娜塔丽亚·内斯特洛娃的《鸟》从一本诗歌杂志的封底上撕了下来，紧紧地压在书桌的厚玻璃板下。这幅画非常偶然地成为我每天都会面对的一个场景。我看着这幅画就可以顺利地进行我的写作吗？答案不是肯定的。这幅画并非总能给我的写作带来灵感。我也有厌倦的时候，即便是娜塔丽亚·内斯特洛娃画的《鸟》，即便这幅画上有海滩和不停俯冲向人群扑食面包的海鸟。有很长时间我都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我总是在某些情绪发生的时候会想起去看一看它，这些情绪是和画面上的氛围有着某种相同的气息的。

　　一本诗歌杂志，只有这印了一个人的画的某一页被我珍藏了起来。我撕开了杂志，却一点儿也不感到痛心，这或多或少会让编这本杂志的人感到沮丧，但总有一个人会窃喜异常，他就是那个力排众议固执地要把这幅场景怪异的画印在封底的人吗？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找到同样喜欢这幅画的读者，但他永远也无法知道是谁。我至今对于娜塔丽亚·内斯特洛娃知之甚少，查阅了资料，仅了解到她是一个俄罗斯女画家，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现在已经老了，但还不算太老。娜塔丽亚·内斯特洛娃画这幅画的时候是四十四岁，和我现在同龄，这让我想起每个人的中年时期都会有内心的某种激荡。我只希望她的画风能够像这幅《鸟》一样延续下来，不要改变，为了我这块已经很多年也未曾移动过的玻璃板，也为了让我能从容地从湍急的中年走向平静的晚年。

◎我的自画像

　　我这一生可能只会喜欢几个画家，安德鲁·怀斯是其中之一。看到他的画作的时候，我还十分年轻，但他的水彩画恰恰满足了我对于伤感的需求。年轻而伤感，如果我能够替自己画一幅自画像的话，我会用“年轻而伤感”这个定语来形容它，但我无法使用色彩来表达。我承认，年轻的时候，我在安德鲁·怀斯的色彩氛围中生活了一阵子，我十分矫情地喜欢上了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城中和他的画作上的风景相似的一些地方，甚至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秋季。

　　那时，我以为我身上带着浓烈的安德鲁·怀斯水彩画的气息，我心安理得地藏匿在一个画家的身体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度过了动荡的青年时光。那时，我孤傲而伤感，可惜我无法为自己作画。我无法给这个世界留下我的自画像。

　　我现在的写作是在一种绵延的叙述中进行着的，我无法用色彩画出的就用语言来表达。我最终要完成自己的自画像，用我的语言和文字，我无法像安德鲁·怀斯那样用焦干的水彩颜料在画布上用力抹出一些笔触和擦痕，我会用一种绵延的叙述勾勒出我的形象来。我的自画像是委婉的表达。

◎迷失

　　当我写作时我多么像一只动物。这是我在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地洞》之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多么像小说中描写的那个无名的小动物，整天地挖着洞，往深处挖，不愿把自己露出来。它挖洞是因为它总是恐惧着有人找到它，对它进行威胁，破坏掉它的洞，甚至一口咬掉它的尾部。它挖的洞蜿蜿蜒蜒，就像一个迷宫。它从不愿终止下来，一刻也不停，否则它就感到惶恐和绝望。有时我想，我也是多么享受这种“挖洞”的状态啊，我希望自己能有一支奇异的笔以便我不停地写下去，没有结束的时候。在一种类似于翱翔的状态里，我在自己的洞里飞，我一边挖一边潜行，但我不是管道修理工，我不需要找到来时的路。我希望我的写作是一种真正的迷失。

◎飘逸而出

　　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姿势。我知道海明威是站立着写作的，他强壮无比。他热衷于观看斗牛和独自垂钓。写作的姿势不是自己选择出来的。从现实来看，我写作时的姿势是极为普通的，坐在桌前，面对着阳台和窗户。有时我坐了很长时间，双腿麻木，身体如木生根，这时我极其希望有人把我悬挂起来，挂在一个钉子上，以便让我放松紧张的身体。如是那样，我瘫软了，成为达利油画《记忆的永恒》中的那面“软钟”。我们最难对抗的正是时间。所以，我的写作从根本上来讲是基于和时间的对抗。包括此时，我也无法阻止时间滴答流逝。

　　如果我会弹钢琴，我必定尝试以一种悬空的方式来弹奏乐曲，我至今没有见过一架悬浮在半空的钢琴，也没见过一个悬空演奏的钢琴家。这笨重的乐器被众人小心翼翼地用钢丝吊离地面，正基于我对于它轻盈的想象。在事物笨重的另一面，一定有着轻盈和空灵的灵魂在欢唱。我在半空中按动琴键的时候，我的心灵已经和那些绷紧的钢丝绳有着某种感应，它们在天花板和钢琴之间发出微妙的颤音。此时，我所有弹琴的动作只是为了激发每一根钢丝绳的情感。同样地，日久天长，我每日每夜的写作所面对的阳台和窗户已经化作了某种虚幻的场景，而有时我竟也会在最惬意的时候蓦地产生出一种从房间里飘逸而出的感觉。